黄靖：美国政治高度不确定之下，管控中美“竞争”关键靠啥

中国论坛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2022-08-11

黄靖

北京语言大学区域和国别研究院学术院长、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由美国挑起的中美“竞争”的过程和结果，都将对今后世界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视中国的崛起为对其霸权及支撑其霸权的“国际秩序”造成的“最严峻的挑战”。因此，美国抛弃长期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突然发起了与中国的“竞争”，力图通过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全领域、全政府的打压，阻碍甚至终止中国的继续发展。

然而，美国能否完成打压中国的战略目的，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今后中美博弈中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今后国内局势的发展，必将对中美博弈以至整个世界的发展产生最具实质意义的影响。

一、美国国内政治的现状与走向

当前，美国面临疫情肆虐、经济虚热、通货膨胀、社会撕裂等严峻挑战。随着民主、共和两党持续恶斗，美国政治极化也不断加剧。美国国内政治正处于1960-1970年代越战以来最混乱的局面。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局面，其根源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美国全球主义战略（globalism）的挫败。1991年，随着苏东巨变和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碾压性的胜利，美国成为有史以来真正称霸全球的超级大国。一时间，美国朝野认定“华盛顿共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资本主义主导的市场经济、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走向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美国学者福山更是由此喊出了“历史的终结”。

在这样的背景下，克林顿政府推出了全球主义战略。其目的是通过（美式）价值理念全球化、民主政治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全球化来实现全球美国化。但是，尽管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三届政府全力推动，美国全球主义战略却遭到重大挫败。

首先，美国向全世界强行输出以基督教文明价值观为基础的“普世价值”，必然引发其他文明坚决抵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拒绝了“普世价值”。

其次，民主政治全球化也以溃败告终。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进行的所谓“颜色革命”，不仅留下了巴尔干地区和乌克兰这两个大火药桶，而且造就了在强人普京率领下与西方硬杠的俄罗斯。本世纪初的“阿拉伯之春”，更是导致了北非和中东国家普遍的政治动荡、经济破产和人民流离失所。如此灾难性的后果，不仅进一步孕育了恐怖主义，而且也给欧洲带来了迄今难以应对的难民危机。

最后，尽管市场经济全球化获得了成功，但却造就了迅速崛起的中国，而美国则将崛起的中国视作自己“最严峻的竞争对手”。毕竟，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是两股相对而行的力量。其一，资本的全球化。这导致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并因此造就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其二，产品和服务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始终坚定不移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成为这两股力量的交汇点，从而顺应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受益者和推动者。

毫无疑问，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然而，由于美国近四十年来对自身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毫无改善，使得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的利益分配极端不平衡，导致美国社会中三大矛盾且愈演愈烈。

其一，贫富差距日益拉大。长期以来，资本主义立国的美国的分配结构是有利于资本的。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使得资本进一步垄断了利益分配，导致这个结构急剧失衡。目前，美国1%的富人掌握了近30%的社会财富，首次超过了中产阶级拥有财富的总和；与之相对应，中等收入家庭在美国家庭中的比例从1970年代初的60%减少到目前的26%，贫困率则飙升到了史无前例的11.7%。

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结果，是中产阶级大幅萎缩，造成美国社会结构从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蜕变为中间小、贫富两头大的“哑铃型”。研究表明，“橄榄型”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中产阶级普遍的理性及其坚决但具有妥协性的政治诉求；而“哑铃型”社会必然是分裂和动荡的，这不仅因为“哑铃”两头之间利益诉求的巨大冲突，更因为这样的社会必然导致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泛滥。

其二，政治制度的质量和效率明显下跌。美式民主政治的特性，表面看来是各权力层级周期性的选举，实质上是资本按照自己的利益诉求而操控的定期“换马”运做。然而，经济全球化给美国参加选举的政客们制造了难以解脱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所有参加各层级竞选的政客们都必须依赖资本的“赞助”，否则选战就变成无源之水而难以运作。但为经济全球化的推手，资本已经高度全球化。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迁徙，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工业岗位锐减。美国选民们长期赖以生存的高工资岗位和高福利难以为继，因而反全球化民意日益高涨。参加竞选的美国政客们既离不开高度全球化的资本，更不敢得罪反对全球化的选民，这导致美国政治中“制度性的撒谎”愈演愈烈。政客们在选战中竞相作出不负责任的许诺，把自己装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而一旦上台，却不得不迎合赞助其竞选的大资本的利益诉求。如此一来，“制度性撒谎”成为美国选举政治中的普遍现象，其典型代表就是2016年当选总统的特朗普。击败特朗普的拜登总统也誓言代表中产阶级利益，为此，他上台时许诺要“治愈”美国三大“症状”——疫情肆虐、经济低迷、社会分裂。但时至今日，这三大“症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样的局面导致美国政治斗争急剧内卷。一方面，民主党坚持政治正确和全球主义；另一方面，共和党高举美国优先和反全球化大旗。两派势同水火的恶斗，使得美国政治运转日益呆滞，政策制定低效甚至瘫痪。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美国国会各类提案大幅增加，且这些提案动辄篇幅巨大、内容繁杂。然而，法案越多、内容越庞大，越说明两党相互卡脖子、互不相让的现实。拜登政府上台一年来，几乎没有出台任何一项能够真正落地实行的具体政策举措，就是这一现象的最佳写照。

第三，美国国家认同严重撕裂。在任何国家，国民对国家的认同都是稳定的基石。国家认同由两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其一是文化、文明认同，其二是公民认同，即政治认同。两个要素结合得越紧，国家认同就越稳固，国家就越稳定。由于美国是移民国家，多元文化背景导致美国国家认同中的主导要素是政治认同。然而，全球化不仅撕裂了美国政治和经济社会，也导致了美国人在国家认同上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和对立。一方面，从小布什时期开始，右翼的“新保守主义”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特权，积极动员基督教福音派选民加入美国政治，使得在宗教、种族、堕胎、性取向、拥枪、社会福利和移民等关键议题上，右翼保守理念成为美国政治和选举中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左派自由主义强调种族平等、男女平权、文化多元、宗教包容等价值观，形成了与右翼保守相抗衡的“政治正确”力量。两种力量对撞的结果从根本上转变了美国政治选举的性质，在各层级竞选中，选民投票标准已经不再是竞选者的政策取向，而是其价值观念。如果说，按政策取向竞选为关键因素所表现的是利益冲突，即“我们要什么”（what we want），那么在同一游戏规则下，妥协是可能也是必须的，其结果往往是倡导较温和中间道路的政客赢得竞选。但如果决定竞选的要素是在宗教、种族、堕胎、性取向、拥枪、福利和移民等议题上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则很难达成妥协，只能导致势不两立的分裂和对抗。这就是福山所说的“认同政治”，其结果是美国政治中日益严重的两极化，导致激进的政客更有可能赢得竞选。

从根本上说，今天的美国选民中已经形成两种完全对立国家认同。右翼保守势力——大都是特朗普和共和党支持者——坚持美国是由“五月花号”所代表的欧洲移民建立的，其立国之本是清教徒奉行的价值观，来自欧洲的白人是美国的主宰者。他们认为，公权力必须加以限制以确保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由于文化背景多样化，他们坚持其宗教信仰和“法治”是美国存在的保障。“我们信任上帝和民主”（In God and Democracy we trust）是他们的政治座右铭，总统手抚圣经宣誓就职，是他们政治授权的最高仪式。

而代表左翼自由派的“政治正确”势力——大多是拜登和民主党支持者——坚持美国的塑造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其价值观基础是多元文化的包容和融合，主宰美国的是各个族群的精英阶层。他们认为公权力是必要的，因为它确保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背景的族群的平等和平权能够获得制度化的保障。他们的政治座右铭是“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美国总统就职时宣誓效忠宪法，是他们政治授权的最高仪式。两种对立的国家认同，都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一方，认为对方的所作所为打翻了美国大熔炉，将美国引向灾难。

两种对立的国家认同，是美国当今民主制度失效、社会分裂、政治两极化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这一个难以弥合的分裂，导致自特朗普以来，美国政治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为常态。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如果拜登不能率领民主党拿下2022年国会中期选举，他也必将如特朗普那般一任而终。就目前局势来看，民主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溃败难以避免。

二、美国政治不确定性是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最根本原因

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得中美关系在短期内恐怕难有根本转变。

首先，美国挑起中美“竞争”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将自己战略失误导致的相对衰落归罪于中国国力的快速增长，形成了所谓“中国的快速崛起从根本上威胁了美国国家安全”——其实是美国的霸权——的政治主流意识。更具根本意义的是，中国的成功表明除了“华盛顿共识”以外，“北京共识”——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体制——也是一条人类社会走向繁荣昌盛的成功道路，这就从根本上撼动了美国唯我独尊的霸权基础。

因此，美国对立两派力量都要封杀“中国道路”，不仅仅是为了维护美国霸权，更是为了证明自己才是美国“正确方向”的真正代表，进而整合内部难以愈合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对立。然而，中国的发展不可阻挡，而且中国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其次，正因为美国对华中包含着强烈的“内病外治”因素，美国挑起的中美“竞争”以及为此推出的对华政策具有强烈的情绪化因素。由于内外战略和政策失误，美国从1990年代初的巅峰状态向下滑落是不争之事实。而中国的快速发展，更加凸显了美国下滑的突如其来。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使得美国朝野失去了反省和检讨的意愿和能力，而是将所有沮丧、愤怒，以至恐惧一股脑地怪罪在始终坚持和平发展战略的中国头上。

其结果，一方面对中国进行毫无底线、不顾实际的妖魔化；另一方面，高举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大旗，认定除了“美国道路”之外的其他道路都是错误甚至是邪恶的，由此形成了一股“敌视中国”的氛围。凡是对中国、中美关系任何实事求是的理性思维和话语都遭到了狂热的攻击和封杀，而妖魔化中国的鼓噪却大行其事。这种几近疯狂的情绪，在政策上的反映就是不顾一切地想要压制中国的发展。拜登政府认识到特朗普“乱打王八拳”对美国自身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此推出看似理性的“竞赢”(outcompete) 中国的战略。其中，以“共同价值”为标杆的“重振联盟”是这个战略的首纲。但一年多来，拜登政府除了争取到其盟友在人权等问题上的立场一致性之外，并未取得任何有实操性的协议或政策。其大力推动的美日印澳四国机制（QUAD）也是雷声大雨点小，QUAD甚至在“印太”定义上都难以达到一致。

最为危险的是，美国一方面渲染“中国威胁”，妄图拉高与中国对抗的强度，以此凸显“安全利益”，克服美国及其盟友在与中国博弈中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巨大错位和矛盾。另一方面，以台海、南海为抓手对中国施压，最大限度地榨取这两个抓手的战略价值。然而，中国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立场和能力使得美国难以得逞，反而加大了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而这又是当今美国建制派想要极力避免的。毕竟，在中国家门口冲突，美国没有胜算把握。

这一系列为“竞赢”中国的操作，非但没有取得压制中国的战略目的，反而进一步拉伸了美国已经十分脆弱的战线，加重了战略负担，使得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进入了一个“欲速则不达”的恶性循环。

第三，就目前而言，管控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恰恰来自拜登政府在国内政治中的弱势地位。一方面，面临强大的反对力量，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如履薄冰，动辄得咎。为了缓解内斗，保障政治制度最基本的运转，拜登政府不得不高调保持强硬姿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对华政策上用强硬姿态来掩护政策妥协已经成为拜登政府的“习惯”。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的弱势导致其对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的操控和协调能力低下，甚至不能有效管控自己的团队，其高级官员在不同场合口无遮拦地攻击中国，以讨好国内反对力量的例子层出不穷。如此儿戏，说明拜登团队连最起码的纪律都难以维持。拜登团队力不从心、说到做不到的现实将给管控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障碍。

三、结语

目前舆论普遍预测拜登领导的民主党将在明年国会中期大选中失势。果如此，则拜登政府不仅会提前跛脚，而且也意味着其连任希望衰减。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将延续相当一段时间。美国舆论和学术界常常渲染周期性“民主选举”为美国政治中“有效纠偏机制”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但是，在社会分裂、政治极化、民粹泛滥的情况下，周期性选举结果只能是激进和非理性的递加，从特朗普“乱打王八拳”到拜登政府“明知不可为、不能为而为之”的对华强硬政策，就是这种“激进和非理性叠加”的表现。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普特南在其经典的双层博弈理论中证明，一个面临国内政局混乱的政府在对外政策中难有作为，因为在美国政治体制下，制定任何对外政策的基础是国内利益集团的妥协与平衡。矛盾而分裂的国内政治使得这样的妥协与平衡难以成为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关系面临的困境，其根源就是美国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

因此，今后几年中如何有效管控中美“竞争”是防止大规模冲突产生的关键所在。为此，做到以下几点十分重要：

首先，两国最高元首必须尽最大努力明确做出争取合作、管控“竞争”、避免两国关系滑入对抗深渊的承诺，并且通过不断交流和会晤强化这个承诺，使之成为坚定共识。其次，中美两国必须建立定期交流沟通机制，如果说在目前形势下这样的机制难以取得突破性成果，通过不断交流与沟通，双方至少能够准确了解对方意图和“难点“，进而尽量避免局势恶化，预防和管控或将出现的危机，阻止冲突发生。第三，双方应该共同努力，列出一个尽量具体化的“不可做”（not-to-do）清单，据此划出“竞争”红线，使美方反复强调的“护栏”(guardrail)有实际意义和内容。

尽管短期内中美关系难以有根本好转，但“形势比人强”。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与进步，通过“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同时奉行多边主义，积极推动和参与多边机制之上的全球治理，美方挑起并执意打压中国的中美“竞争”对包括中美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的破坏性必然越来越凸显出来，因而也不会给双方和整个世界带来任何切实利益。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美国或将逐渐克服在对华政策上的情绪冲动和激进，回归理性。毕竟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符合中美两个大国的根本利益。

而且，除了在气候、核扩散、公共卫生等领域外，中美两国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太空发展、网络安全以至数据管理等方面通过合作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冲突带来的损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坚持将中美关系维护在一个至少可以管控的局面中，毕竟一旦滑向对抗和冲突，对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是灾难性的。